2018年3月15日晚六點半，作為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人文學院的系列活動之一，講座“明清時期的中國噴泉和水法：從一件神戶所藏的西洋鏡畫片談起”在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報告廳進行。講座由海德堡大學中國藝術史助理教授王廉明博士擔任主講，人文學院副院長黃小峰教授擔任主持。王廉明博士師從雷德侯教授，研究課題主要為明清時期北京的天主教堂及圣像。此次講座，他從一件藏于神戶的西洋鏡畫片出發，探究了水與水法在傳統文化中的隱喻，西方水法在中國的傳播，以及園林中的水從“景”（View）到 “奇觀”（Landscape）的轉變這三個問題。

  王廉明博士從一件1790年左右的西洋鏡畫片談起，它代表了十八世紀北京近郊地區的視覺文化。西洋鏡大量出現于十八世紀，兼具視覺與聽覺體驗，流行于北京近郊廟會、周末市場。西洋鏡畫片是蘇州版畫的一個分支，目前已知有一部分也在北京生產。大部分西洋片現藏于日本，內容除北京名勝以及室內透視效果圖之外，還包括大量的歐洲城市圖。王廉明博士試圖論證這張西洋片實際上是基于18世紀末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具有即時性與代表性。畫面核心內容是中央的噴泉，與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說》（1792）的水法戲臺具有相似性。王廉明博士推測是制作者在參與八旬萬壽盛典之后制成西洋片，為使觀眾回顧慶典奇觀之意。

  在講座第一部分，王廉明博士從皇室與文人兩個角度探究了水或者水法在傳統文化中的隱喻。他指出這里的水法是廣義上對于水的控制設施。王廉明博士追溯了皇家的龍水淵源，時間跨越大禹治水到清代的西洋鏡片，以對畫片上水法的三條龍進行解釋。早在漢代，發掘自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太一將行圖》中就有司雨的黃龍。從漢武帝時期的“天泉池”到唐“興慶宮拓片”上的“龍池”，從“銅龍吐水”、“金鏡承露”到“自雨亭”，文獻中都有對于引水的記載。王廉明博士表示傳為王振鵬的《大明宮圖卷》實際上年代接近晚明，經過對于水法機械的仔細觀察，他推測這是因為此時西洋水法傳入，為明人闡釋唐代“自雨亭”水利科技提供了方式。他認為這些對水的控制觀念起源實際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對水的掌控等同于對自然、對權力的掌控，在漢代皇家園林中水與王權發生聯系，此類對水的控制有兩層含義：權利與祥瑞，后者具有道教淵源。

  這里必須要提的是文人對于水法的態度截然不同。王廉明博士表示中國人對于水的表現在繪畫領域比較少，大多繪制水紋表現水的各種形態。從宋代開始，關注水的文人情趣就開始發生。根據司馬光《獨樂園記》記載可知，文人庭院中有由自然而非機械推動的裝置以觀察水的形態，這在宋代非常普遍。明代文人遍覽名山大川，拜碑訪泉，還建立了“觀瀾亭”來定點觀看趵突泉，邵彌《山水冊》以及文征明都有描繪過類似觀察視角的水。晚明園藝學家、文人計成對水的描述也具有自然趣味：澗、瀑布、曲水，他明確表示漢武帝“銅龍吐水”品味過俗。王廉明博士表示從宋代開始強烈的自然趣味流行于文人造園之中，反對漢武帝表現權利與祥瑞的具有強烈政治隱喻的水利設施。

  講座的第二部分，王廉明博士為大家展示了從晚明到清初，西方水法在中國的傳播。明萬歷年間《環翠堂園景圖》就出現了與西洋水法極為相近的“沖天泉”。清初1654年史學家談遷進京拜訪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在其《北游錄》中記載了南堂游園經過：“午同友人入湯道末園，中方池，通銅竅于井，井上轉鐵輪，則池水噴注如趵突，至四五尺。”這應是水法機械應用于噴泉的典型，王廉明在黃表于1680年、李器之于1721年的文獻都能驗證。發行于1627年的《奇器圖說》在中高層文人傳播，這為水法的實際建立提供技術可能性。從晚明開始，知識的傳播提升了國人對西洋水利的了解，這些不僅僅包括字面上的文本傳播，也包括宮廷、民間、教會中的實際應用。

  最后，王廉明博士從大量文獻與視覺材料入手，解釋了園林中的水從“景”到流行文化中的“奇觀”的轉變。王廉明博士表示清初水法經過傳教士介紹進入宮廷應是在康熙朝，在雍正朝開始大量建造。文獻記載具有文人趣味的雍正有七八間“水法殿”，西方技法在這里實現了中式園林的技法要求；在皇家趣味的乾隆時期則已經完全轉變為具有接待、儲物同時進行觀看西洋水法的“西洋樓”。清宮對于西洋水法的使用遠超乎今天的想象，不同于文人園林中水的觀看，水在宮廷之中不僅僅在于技術的掌控，也是權利的象征，它是權利的視覺化。從西洋噴泉到《八旬萬壽盛典》中的水法布景，到西洋鏡的畫片，實現了從“景”到“奇觀”的轉變，而自西漢就開始的關于水的隱喻——權利與祥瑞則一直延續下來。回到講座之初的畫片，王廉明博士認為其中代表遠方朝貢的白象、王權的銅龍吐水，祥瑞的仙鶴以及天泉，所有內容表現的都是一件事——乾隆八旬盛典之時的祥瑞氣氛，在慶典結束之后人們用西洋鏡回顧當時盛況。

  王廉明博士的研究從個案出發，引出了權力可視化、交流美術史等問題，這個研究引起到場觀眾的強烈興趣。講座最后，主講人與觀眾就更多細節與觀念進行了積極的探討。

（編輯：朱夢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