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0日下午兩點半，版畫系于中央美院多媒體報告廳，邀請壁畫系中的仁世民教授，由自身的經歷與故事出發，主講“我的故事”。 

　　談及藝術之夢，藝術閱歷廣泛的他回憶起當時從未想過當畫家，而是從軍，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由于自己外籍血統的出身，即使常常曬太陽，希望自己成為勞動人民的本色，卻是走到哪里總被覺得有問題，被懷疑為特務，藝術卻讓自己獲得了些許寬慰。 

　　不同于今日的年輕人，二十四歲才開始學畫的他，青年時曾往山線當任工人，　以服務社會主義、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當時蔣介石的飛機經常進入大陸，雙方皆有具體武力動作，敵方來了便打擊，加上文化革命十年，上學機會十分稀少，必須通過自學，自行安排課程、請老師推薦書籍，反而是博覽群書的好時機。他認為當今年輕人，更應該掌握知識積累的重要機會，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方法，　從歷史中學習并加以提高。如今反顧當時學的許多事物都有用武之地，即使是數學、資本論。 

　　任教授的第一位老師為朱乃正，當時在青海，朱先生鼓勵他努力畫速寫，自生活中取材，無須走彎路。良師的教導使他意識學習真實的東西的重要性，透過文學的眼光分析繪畫的對象，而恰當地傳達了物我之間的生命關系。在藝術媒介上，他自油畫逐漸開始探索雕塑，由于雕塑較油畫容易摸得著，使之感到踏實。第二個老師，是曾經住在他家樓下的何燕明先生，由于堅持藝術教學的理念而不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了二十三年的罪才遭平反。 

　　1979年，任教授考上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當時招考研究生，其中一門考科須在八小時內，寫完一篇臨時抽題的論文，較今日更加困難。他還記得自己論述的是關于浮雕的構思與構圖，他自世上東西南北四方，談論不同民族與文化中的浮雕思維，以愛斯基摩人的石刻、毛利人的木刻、馬雅人出土文物、中國的畫像磚為例。當時，許多人甚至不知道馬雅人與毛利人！可見文化修養是第一位的，技術層面的技巧很快便得以達到。 

　　鄭可先生為他的第三位老師，由于談論包豪斯，同樣被打為右派。文革結束后，他仍繼續談論包豪斯學說，對于現代美術的引進，以及浮雕課程的教學思想，貢獻獨具。鄭可先生認為應該討論浮雕的本質，浮雕并非壓縮的雕塑，甚至不是雕塑。 

　　畢業以后，任教授希望將傳統工藝與浮雕相互結合，以傳統手工藝的方法，展現于大雕塑、壁畫之上，因此他在進入單位上班之后，曾往金屬工藝相關產業實習一年。并曾參加機場壁畫繪制，在改革開放前期，社會對于大型公共藝術的新需求，使之充滿希望，十分興奮。 

　　來到中央美院任教之后，他再度前往德國攻讀博士，時已三十九歲，仍不諳德語，在外國磨練的幾年，使之認識不同文化對于創作者的要求，并對他創作時，考慮作品本身與環境的配合度，產生了思想性的影響。 

　　重新回到美院，遇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現在，是十分好的時期，公共藝術工程領域擁有更浩大的機會與可能性，中國需在自己的實踐中得到第一手經驗，專業學校的教學，則更須與之配合。 

　　在教學面前的任教授，自稱明年退休了，應該才可以開始試著做藝術家了。 

編輯：歐陽欣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