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獲悉，2017年泰特英國美術館將舉辦首個大型“英國酷兒藝術展”,展出約翰·辛格·薩金特、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大衛·霍克尼等眾多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油畫、手稿、個人相片以及電影等諸多類型。同性戀自古就有，不少西方國家紛紛通過法案確立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英國議會于1967年7月27日通過性犯罪法案(Sexual Offences Act)，2017年正值該法案通過50周年紀念,泰特英國美術館計劃將以史無前例的方式來紀念這一歷史性時刻。

　　古代與近現代西方藝術大師都有不少同性戀藝術家，他們的一些經典作品描繪對象有時就是其同性情人?！翱醿骸笔侵妇哂蟹浅Ｒ幮詢A向的人，包括同性戀和雙性戀等，酷兒藝術就是具有非常規性傾向的藝術作品,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

　　在Leslie-Lohman同性戀藝術博物館展覽的展照片 

　　酷兒藝術家:伊甸園里的兩個男人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于1953年簽署了第10450號總統令，明確禁止同性戀者在美國政府內任職。自此同性戀者受到來自官方的恫嚇，被驅逐出公共領域的工作崗位。彼時,由藝術家構成的小團體勇敢在固守成見的時代中為身份認同發聲,他們不顧“羞恥”地公開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藝術家Paul Thek、著名攝影師Peter Hujar和畫家Joseph Raffael進行了各種藝術性實驗，產生了一批優秀的作品,作品皆滲透出深淺不一的同性底色。

　　在攝影作品《無題》中，我們可看到Paul Thek與Peter Harvey 之間柔和而小心翼翼的互動。他們前后并坐，眼神看向不同的地方，兩套款式相同的西裝足以彰顯親密，同時領帶的顏色也別出心裁。另一幅作品則描繪了三人聚會的場面：坐在車前蓋上的年輕男孩穿著短褲和高筒白襪，那是1957年的羅德島。透過作品，這些酷兒藝術家的關系看起來如此健康和現代，與五十年代對于同性戀者咄咄逼人的陳規論調截然相反。

　　《Peter and Two Pauls inRhode Island》 Theodore Newman 1957年 

　　Paul Thek 還創作了一系列繪畫。在《Untitled (Portfolio Fashion Drawing)》中，三名被曬成古銅色的年輕男子分享了同一條沙灘浴巾，構成了同性戀社交場合的常態;在《Still Life》中，同性主題似乎不再僅滿足于刻畫現實,而上升到了精神高度：伊甸園里站著兩個男人。

　　《Untitled (USA-Today)》 Felix Gonzalez-Torres 1990年 

　　遺憾的是，包括Paul Thek和Peter Hujar在內的大多數群體成員，都未能逃脫蔓延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的艾滋病毒。這場同性戀群體危機同樣引發了酷兒藝術家的創作靈感：Felix Gonzalez-Torres將斑斕的糖果堆置在房間一角，糖果的總體質量與自己身患艾滋的伴侶體重相當，觀眾隨意取食糖果，象征著生命在甜蜜中傷逝。

　　《無題（捆綁）》 羅伯特·梅普爾索普1973年寶麗來照片 

　　美國攝影師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與出生于1987年畢業于芝加哥藝術學院文森特-天利的作品也帶有微妙的酷兒質感。梅普爾索普的攝影作品《捆綁》帶有典型的日式情結：模特被捆綁的方式正是借用了日本虐戀文化中對于女性的繩縛kinbaku(日語中是緊束、捆綁的意思)的方式，而藝術家則用繩子綁住了一位美少年。

　　《Overflow》 文森特-天利氨綸氯丁橡膠牛仔夾克飾釘顏料 

　　酷兒理論:挑戰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兩分結構 

　　酷兒理論(Queer Theroy)就是對于同性戀愛現象的詮釋,興起于上世紀60年代末,并于上世紀90年代在西方風靡。它是一種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為自己找位置。

　　對于主流文化中的異性戀制度和異性戀霸權,酷兒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向這個常態開戰,即向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兩分結構挑戰,這種在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兩分思維方法被“酷兒”藝術家們認為其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 1971年 

　　酷兒理論出現于后現代思想盛行之時，并與后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后現代理論就是解構了所有的“宏大話語”，解構了所有的分類和身分?？醿豪碚摰恼軐W背景就是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理論。

　　究其深根,酷兒理論所主張的其實是提供了一種表達欲望的方式,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它對主流觀念的對抗,廣義上也會造成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的態勢。

　　“酷兒”是我們主觀意念產生的幻象? 

　　1993年的“惠特尼雙年展”被稱為身份政治的雙年展，是一次通過藝術探討人的性向等身份的嚴肅嘗試,帶有明顯的“酷兒”特征。這是策展人們有意策劃的專門探討身份問題的雙年展，展覽遭到藝評界熱議。

　　不少批評家認為用藝術家性身份闡釋藝術作品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認為研究藝術家生平是理解作品的關鍵。然而,一些學者指出:藝術家的個人身份與藝術創作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

　　《露西》 Prvtdncr& bodega vendetta 

　　女權主義者一向反對身份固定的說法，尤其是性別。的確,在某些例子中，性或性別與作品本身關系不大。美國藝術理論家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曾在采訪中表示,藝術創作和藝術家性取向，或任何個人身份間沒有必然的聯系。

　　從今日的視角來看，歷史上的許多作品都有非常明顯的同性戀或酷兒傾向。達·芬奇是同性戀，米開朗基羅也曾給男人寫情詩,塞尚的《沐浴者》帶有灰色憂郁的男孩形象,卡拉瓦喬的青年男子肖像如《捧果籃的男孩》、《酒神巴克斯》等都含有極強的性暗示,如此等等。這些同性傾向在古典時期和文藝復興期間都有一套異于我們今日所謂“同性戀”的話語。

　　格拉斯·克林普曾說:“我想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不得不在生活中進行交涉和協調，無論是藝術家、批評家、編輯還是觀眾。我們不會忘記自己的身份，但我們可以同時擁有多重身份和多種興趣。”

策展人李棋曾2014年于北京策劃過“一場與酷兒藝術有關的展覽”，在采訪中他表示,酷兒藝術是一個偽命題,酷兒理論只是一種解讀方式。

(編輯：強傳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