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志光兄是同代人，同年，他是我們山東花鳥畫家的優秀藝術家代表。他出生于山東濰坊的書香世家，濰坊是山東的腹地，自古文化就非常繁盛，中國山水畫的大師李成，因創作《清明上河圖》而享有盛譽的張擇端，揚州八怪中的高鳳翰也是濰坊人，鄭板橋曾在濰坊當濰縣縣令。再往前推的時候，是齊文化。齊國是姜子牙建立起來的，齊文化比較開放，能夠容納不同觀點，思想比較活躍，有稷下學宮，設壇讓大家辯論，這是很不容易的。齊國的文脈、濰坊的文脈是郭志光先生的DNA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可以說，他有這樣的藝術才華不是偶然的。

　　清末以來，從高鳳翰到鄭板橋，從郭味蕖到于希寧，以及郭志光的老師徐培基、侯卓如，都對他產生了特別大的影響。所以說，郭先生的歷程和藝術才華與濰坊文脈是息息相關的。另外一條文脈是江浙文脈，他到了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讀書，浙江美院過去是中央美術學院的華東分院。郭志光深受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沙孟海等先生的影響，尤其是潘天壽先生的教學思想，他把中西繪畫看作兩個重要的體系，這兩個體系是并列的兩座大山，他主張中國畫與西洋畫拉開距離，向西洋畫學習可以，但要消化掉，畫人物“把臉洗洗干凈”，不要有素描痕跡。潘先生這個主張非常重要。潘先生還有一個主張，他認為畫乃“文中之文”，注意學生的全面修養。在“文革”前，潘天壽在全國提倡山水、人物、花鳥分科教學，而且付諸實踐。這樣就把花鳥畫這個科穩定下來了，就把花鳥畫的傳統傳承下去了。他又注重書法教育，詩詞題跋教學。這種教育塑造了郭志光。

　　如果說山東文脈、齊國文脈、濰坊文脈養育了郭志光先生的才華的話，在浙江，潘天壽先生的教學思想培養了郭志光先生的藝術能力，使他通過學習，逐漸將畫才轉換為花鳥畫創作的才能。后來他又回到山東，回到齊魯大地，回到了他的藝術故鄉，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藝術風格。這也是潘天壽先生的主張：“不同才是藝術”，這也是中國的哲學主張：“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說，藝術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方向，但藝術的表現可以完全不同。郭志光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創作原則。他在受山東影響、浙江影響之外，有自己的獨立思維，讓他在藝術界樹立起了自己的形象。

　　郭志光先生的作品中有大氣象、大氣勢，有深意，中國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滋養了他，人與萬物是平等的，萬物皆備于我，我來畫它們，就把我的個性融入進去。比如他畫鷲，畫磐石，以及一些他喜愛的內容，和他的個性形成同構，他像潘先生所畫過的巨石、高松、大鷲一樣，有一種大氣和大勢。這些作品體現出一種北方人的氣質，也有時代的精神在里面，時代需要陽剛之氣。另外還具有文人的情懷，比如畫竹子、蘭草，把萬物當作君子對待，是文人人格魅力、精神氣質的體現。他喜畫山泉流瀑，魚躍其間，特別富有生命的活力。他胸中有人民，畫中有百姓符號，他畢竟是從老百姓中成長起來的，很清楚當今的文藝方向，也畫一些梅花、喜鵲、大壽桃、小熊貓、田間的山花野草等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題材，洋溢著濃郁的土地氣息，與老百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他有獨特的藝術語言。作為北方人，表面上是非常和氣、內斂的，但是外柔內剛，他的線條很勁峭，這與他的書法有很大關系。同時還有南方的墨韻，融合了江南人士的雅意。他的作品色彩很明麗，仿佛有濰坊年畫、風箏的熏陶，有種正能量的生發，適應了時代脈搏和老百姓的需求，他在文人和老百姓之間架起了一座當代花鳥畫的橋梁。

　　可以說，郭志光先生帶有文人氣質的現代花鳥畫已經使得他獨步于齊魯畫壇。花鳥畫這個畫種還有一個特殊的規律，就是大器晚成，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和文化修養的積累，他的筆道會越來越老辣，畫得越來越自然，從而達到一種更加渾然、更加無法而法的境界。可以說，他仍然在前進的路上，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到了古稀之年，但就像黃賓虹、齊白石一樣，正在變法的過程當中，期望郭志光先生有更高的成就，為中國藝術作出更多的貢獻！

　　(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王宇鵬)